林颐
物品在世界史上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角色。考察中国与其他地区的跨文化互动，离不开那些曾经在世界贸易、相互交流中发挥很大作用的物品，比如丝绸、珍珠、茶和瓷器等。
丝绸：关乎政治、地位、权力和社会秩序
(资料图)
《纺织与服装》是“丝绸之路文化互动专题集”的第一本专集，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第一个合作项目“丝绸之路上的纺织与服装”的成果。该书汇集了全球纺织领域20位名家的研究成果，论述物质文明、纺织技术、技艺交流、工艺美术、社会文化、商贸交通等方面的内容，涉及欧、亚、非、美洲各区域，而中国作为纺织大国，是各位学者论述的重点。
地球上很多地方都分布着多种野蚕，也有利用野蚕的案例，但只有在中国，古人驯化了野桑蚕，这正是中国丝绸的独特性。书中介绍了黄帝元妃嫘祖教民养蚕的传说，以及自此开始的关于丝绸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推想。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表明丝绸开始大规模向丝路沿途乃至世界各地传播，开启了丝绸全球化的进程。
中国丝绸受到世界各地的喜爱，给人们带来美与享受。除了丝绸现成品的穿着和利用之外，与丝绸相关的生产技术的传播，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交流。
有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两个来自“赛琳达”的聂斯脱利教士用空心手杖走私了蚕种。走私不是为了躲避中国的禁令，而是为逃避萨珊波斯帝国统治者的规定。萨珊波斯帝国垄断了外国蚕丝的进口，不想被他人抢夺生意。
这个传说隐藏了这样几层意思：西方贵族对于丝绸的强烈渴望；波斯帝国对丝绸贸易的把控激起了强烈不满，反垄断的经济行为关联着罗马与波斯的政治活动、军事斗争；查士丁尼一世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吸收异域先进科技文化，这是拜占庭帝国兴盛的重要原因；种植技术、工艺技术以及图案纹样所附带的宗教观念等，伴随着丝织品得到传播；除了丝绸，人们还积极发展其他纺织原材料，比如棉花、羊毛、黄麻等。
书中有大量历史记载，包括：黄道婆将粗纱、弹棉和纺棉技术从海南岛引进内陆地区；敦煌纺织品染料的分析结果，有助于重新理解古代亚洲染料的色谱；以文图并茂的形式，详细介绍花楼机的工艺原理、机械结构等，各地区都有自主生产的织机，但中国西南部地区的织机是最精巧的，由这些织机制作的斜纹纬锦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生产与交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缂织技术在东西方分别独立发展，大约北宋时期，经由西亚传入中国，北宋的鸟穿花式缂丝曲折灵活，以精巧的图案丰富了设计素材；不同地域的装饰图案、组合纹样，借助全球贸易、旅行、对外征服和外交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服装具有文化符号学含义，穿衣打扮这件事，关乎政治、关乎地位、关乎权力、关乎社会秩序。类似的情形，也体现在“珍珠”这件物品上。
珍珠：历史观察的一扇窗
《珍珠在蒙古帝国》是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爱尔森的著作。这部文化史视角新颖，用微小的物件进入历史的大门，叙述分析简明清晰。那么，为什么是珍珠呢？
人们认为珍珠具有奇妙的魔力，这种美好而富有光泽的物品，其诞生过程就像是隐喻。作者讲述了欧亚地区珍珠生产的渊源、捕捞与加工、技艺的更新，为物品增加附加价值的消费倾向等相关内容。珍珠还能承担帑藏的物质财富职能，宋朝的文献里有大量将珍珠作为皇家内库财富收藏，还有用珍珠作为资金采购军备的记录，蒙古人的帑藏也采取了相似做法。
世界各地流传着与珍珠有关的传说，广泛而持久的观念认为珍珠是“在月光下孕育的”。珍珠拥有蒙古人所需的精神意义。据说，成吉思汗的诞生是由美丽无瑕的珍珠映月成胎的，赐予成吉思汗福运以及统治世界之权，是上天的安排。白色、福运、善政与王朝的正统性紧密相连。蒙古的宗室贵戚喜欢用珍珠作为装饰，这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也是宫廷政治的重要部分，蒙古人用珍珠装点首饰、帽子、衣服、家具、墙帷、餐具以及工艺品。
蒙古是游牧民族，而珍珠产自海域。这部文化史有一个深刻的历史主题，即作者归纳的“边疆动力概念化”。蒙古的疆域包含了多个长途海上贸易中心，具有高度发达的商业文化和制度，蒙古人对陆上商业及其惯例有广泛的经验，他们熟练地将这些经验应用到以珍珠为代表的海洋贸易。蒙古人促推商业产品和文化产品的远距离流通的能力，展现了他们缔造一个大国的能力，欧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动态的交换系统。
作者有言：“珍珠在蒙古帝国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观察更普遍和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前现代欧亚大陆文化和商品流通的无数连带效应及意料之外的后果的有益窗口。”与此相似，中国茶漂洋过海来到英国并在英国“定居”的经过，同样提供了历史观察的一扇窗。
茶叶：“文明世界的礼物”
北京服装学院教师张弛结合长期积累的知识素养，除了茶文化传播的常规历史讲述之外，突出了“设计”文化及其对英国人生活方式的塑造，写就《茶杯里的想象》一书。
作者说，以17、18世纪的技术条件，从中国运载一船茶叶抵达欧洲需要18-24个月，运输成本和风险导致只有贵族享用得起茶叶，饮茶属于“炫耀性消费”。这种富有异域情调的新式饮料在英国社会语境下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超越了简单的消费品，成为“文明世界的礼物”。下午茶，或以饮茶为形式的沙龙，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日常社交方式。为了彰显身份和地位，还必须搭配一套具有英国特色的饮茶礼仪，用于显示优雅举止的茶具应运而生。
书中提到一个细节：中国茶器里的茶碗或者茶杯是没有把手的。它们流传到英国，为什么会被加上把手呢？作者根据绘于不同时间段的几幅名画，推断有把手的茶杯大约出现在1750年，在18世纪中后期普及。因为，英国人所认同的传统饮茶姿势是将茶杯和茶碟一同端送到嘴角，左手持碟，右手扶杯，姿态优雅是饮茶活动的关键。
茶桌上放置的茶壶、茶杯、糖罐、牛奶罐等，无一不在向客人昭示着主人家的地位和财富，由饮茶发展而来的“茶匙”已经变成了西方烹饪时常见的称量工具，与饮茶空间相适宜的居室装置，比如漆器、丝绸、墙纸、屏风等，包括人们聚集其中的凉亭，或在饮茶后漫步其中的花园，都是“中国风”的景观元素的组成部分。
书中大量谈及饮茶器具——瓷器的生产。作者说，英国是纹章瓷的主要贸易对象，另外，英国人还定制了许多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其他日用瓷品。英国人透过中国的陶瓷茶杯上的纹样来想象和构建遥远的中国，那是一个代表着优雅、和平、富裕、繁荣、和谐、美丽的国度。这些视觉图案在客观上传递着审美旨趣的演绎和人们对于异域文明的向往。
饮茶是一种系统性的文化活动。负责泡茶是家庭女性地位的体现，“茶桌权力”是女性地位上升的标志之一。饮茶活动从上至下的流行，让英国工人也拥有了茶歇时间，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中拥有喘息的机会与温暖的慰藉。茶饮让英国人改变了酒精饮品和生水解渴的习惯，提高了英国人的健康水平，而茶被认为可以让人更为节制、和善、温顺，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风气。可以说，茶对英国人生活的“设计”，是全方位的。
青花瓷：“全球化现象肇始”
《茶杯里的想象》引用了清代文人程廷济《浮梁县志·陶政》的记载，当时的御器厂就有大碗作、酒钟作、碟作、盘作等23种分工。而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芬雷的《青花瓷的故事》则谈到了采土、碾石、劈柴、制砖、造窑等数十道工序的分工。可见，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官窑瓷器已经具备了接近现代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生产模式中蕴藏着精益求精、效率优先和利益最大化的内在要求。
《青花瓷的故事》是阐释“中国贸易瓷可谓全球化现象肇始”文化现象的佳作，翔实丰富，关于瓷器的生产组织模式与完备的工业流程，着墨颇多，这是瓷器相对于其他物品的独特特征。相较于其他商品，直到300年前，瓷器都由中国垄断。18世纪晚期，西方“现代性”的一大特色，即消费主义的流行尤其是“炫耀性消费”蔚然成风，导致欧洲白银大量流失。很多人批评欧洲对东方商品的迷恋。
《茶杯里的想象》《青花瓷的故事》都谈及汉学家、传教士殷弘绪的景德镇考察与调查报告。殷弘绪描述了一件瓷器如何通过70多名工人之手而完成的生产过程，他关于瓷器生产作业细节的书写极具启发性，令欧洲商人韦奇伍德大为着迷，后来，韦奇伍德据此原则组织了伊特鲁里亚陶厂。第一家完全基于分工原则建立的工业化事业于焉诞生，同时它也是第一个将蒸汽引擎直接应用于生产作业的先锋。
青花瓷点燃了欧洲对中式工艺设计的热情，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陶瓷领先回归了西方古典风格。接着，来自欧洲的瓷器研究者、商人、资本家最终破解了中国瓷器制作的秘密。中国瓷在欧洲没落，英国瓷在国际市场称胜，反映了西方和亚洲之间关系的大逆转。景德镇代表工业革命之前手工业的最高峰，它的劳动密集工法、大规模分散化结构、它在生产技术上的优越，反而成为自身的陷阱，一旦来了一个活跃的对手，不但利用实验创发新产品新技术，还以机械投入生产，失去了因应能力的天下瓷就此失去了优势。
在《青花瓷的故事》里，中国瓷器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掀起热潮，由于近代中国的保守性，这项悠久珍贵的宝物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而且遭遇了强劲的国际竞争对手。茶的故事也很类似，罗伯特·福钧等“植物猎人”偷盗中国茶种，19世纪印度阿萨姆邦以机械作业代替中国茶业的国际地位。这些历史并不是各自偶然发生的。我们在四本书的阅读中，会不断发现相似的轨迹和叙述节点的重合。丝绸、珍珠、茶、瓷器，都是镶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耀眼明珠，它们交相辉映，记录了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意义，也记录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所承受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历史冲击。今日中国文化的复兴，依然需要依靠各式各样的有中国特色的物质器具，以及承载其上的文化价值理念的输出。
